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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你从未完整阅读过一个人的书信集，那你可能永远无法真正理解这个人。在C.S.刘易斯去世后的数十年间，他的著作被无数人阅读、研究和讨论，但他私人信件的陆续出版，却为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往这位二十世纪最迷人思想家内心世界的窗户。这本《C.S.刘易斯书信集》第二卷由沃尔特·胡珀编辑，收录了刘易斯1931年至1949年间写就的书信，此时正值他皈依基督教之后人生最丰富多彩的阶段。
翻开这本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段令人心潮澎湃的往事。1931年10月18日，刘易斯在给他童年好友阿瑟·格里夫斯的信中写道：“我刚刚从相信上帝过渡到明确地相信基督——相信基督教。”这个曾经过着无神论生活的牛津学者，在那个改变命运的夜晚，与J.R.R.托尔金和雨果·迪yson一起在莫德林学院漫步，一直聊到凌晨四点。正是那个夜晚，刘易斯领悟到基督的故事不是神话，而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件。Volume II的编者前言以此作为开篇，既承接了第一卷的叙述，也为读者揭开了这位皈依者此后近二十年的生活画卷。
刘易斯的朋友欧文·巴field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五个C.S.刘易斯”。巴field认为，对于一个从未与刘易斯有过直接接触的人来说，文献中呈现出的似乎不是一个作家，而是三个截然不同的人：一位杰出且原创的文学批评家，一位极其成功的科幻小说作家，以及一位通俗基督教护教学作家和广播人。这种身份的多元性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书信显示，刘易斯并不愿意将自己的教学、讲座和信件变成宣扬基督教的讲坛，但基督教信仰的融入确实改变了他的一切——包括他的写作视角和对文学的理解。他在1936年出版的《爱情寓言研究：中世纪传统的一项考察》便体现了这种转变，他本人曾感叹：“一个被信仰的理念，与一个不被信仰的理念，感觉是截然不同的。”
书信还透露了刘易斯在学术写作方面的执着与艰辛。牛津大学出版社在《爱情寓言研究》出版前夕，邀请刘易斯为一部十二卷的《牛津英国文学史》撰写第十六世纪这一卷。尽管《十六世纪的英国文学（戏剧除外）》直到1954年才得以出版，但在本书收录的书信所覆盖的那些年里，刘易斯实际上一直在为这部恢弘的学术巨著辛勤耕耘。他曾风趣地对学生说：“当我被邀请撰写这一卷时，真是受宠若惊。这就像一个女孩答应嫁给一个有钱的老年公爵。最后她不得不与这个家伙安定下来，而要等很久很久他才会死。”这种自嘲式的幽默贯穿全书，让读者看到的不只是一个严肃的学者，更是一个有着普通人喜怒哀乐的鲜活的刘易斯。
作为一个作家，刘易斯在这一时期的创作活力同样令人惊叹。本卷收录了他回复读者的众多书信，这些读者被他那令人震撼的星际三部曲深深吸引——《沉寂的星球》出版于1938年，《佩里兰德拉》于1943年问世，而《那可怖的力量》则于1945年面世。然而书信透露，直到三部曲完成，刘易斯似乎从未想过自己会继续写小说。本卷结尾处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这与刘易斯与珍妮·摩尔夫人之间复杂而长期的友谊有关。1917年，一战期间，刘易斯与同在牛津接受军官训练的青年帕迪·摩尔结为室友。帕迪在法国阵亡后，刘易斯信守承诺，承担起照顾摩尔一家的责任。摩尔夫人后来成为刘易斯生活中的重要人物，两人共同购置了位于牛津郊区的“磨坊屋”作为住所。
阅读这卷书信集，读者会深刻感受到刘易斯笔下流淌的那种巴field所形容的“心灵在场”的特质——他思考任何事物时得出的结论，似乎都秘密地蕴含在他谈论其他事物时的言语之中。无论是在讨论文学、阐述信仰、回复读者的好奇，还是在与挚友的私密对话中，刘易斯始终展现出同一种智性的真诚与热忱。这使得分散在浩瀚人生中的无数碎片，最终拼接成一幅完整而统一的精神肖像。对于已经熟悉刘易斯作品的读者，这本书信集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些伟大作品背后的创作历程和思想演变；而对于初次接触刘易斯的读者，这些书信则是一部绝佳的入门导览，它以最真实、最私人的方式，展现了这位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全貌——他的博学与幽默，他的信仰与挣扎，他对友谊的珍视与对文学的热爱。无论你是《纳尼亚传奇》的忠实粉丝，还是《返璞归真》的虔诚读者，抑或只是对这位牛津学者的传奇人生感到好奇，这部书信集都将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收获与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