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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漫长的文学史上，有些伟大的作品长期被遗忘在尘埃之下，等待着某个时代赋予它们新的生命。特里·伊格尔顿这本出版于1982年的著作，正是要为我们重新找回一位被严重低估的英国小说大师——塞缪尔·理查森，以及他那部篇幅惊人、内容同样惊人的《克拉丽莎》。说起来也挺讽刺的，《克拉丽莎》常被标榜为英国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却也是最少被真正阅读的作品。科尔律治当年那句刻薄的评价——“他的心灵如此卑劣，如此虚伪，如此贪图赞美，满口道德说教又充满嫉妒和淫欲”——几乎成了十九世纪以来人们对理查森的定论。在这样的语境下，伊格尔顿的这本书不啻为一声惊雷，他要用全新的方法重新打开这部尘封已久的巨著。
伊格尔顿的做法很有意思，他没有简单地为一个过时的作家辩护，而是巧妙地借助了我们这个时代发展出来的几种新的阅读方法。首先是后结构主义的文本理论——这对于一个像理查森这样痴迷于写作行为本身的作者来说，简直是量身定做的工具。其次是女性主义和心理分析的视角。伊格尔顿直言不讳地指出，如果《克拉丽莎》能够重新被人们阅读，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女性运动的发展。这部小说对女性压迫的刻画，预示了今天的女性主义思考，而它之所以长期被忽视，原因之一恰恰在于它篇幅实在太长，其二则在于它的作者是个男人——这后一个事实似乎让某些读者觉得不太舒服。再次，也是最为关键的，伊格尔顿动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十八世纪一直是文学保守主义的领地，马克思主义批评很少涉足这一领域，而伊格尔顿此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在这片地盘上插上自己的旗帜。
在伊格尔顿看来，理查森不仅仅是一个小说家，更是一个特定历史时刻的产物。他出生于1689年，正好是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的第二年，洛克《政府论》出版的前一年。在这个资产阶级崛起并与进步地主阶级联手推翻斯图亚特王朝绝对君主制的时代，理查森作为新兴阶级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生产者，其作品必然带有这个阶级的印记和矛盾。伊格尔顿要追问的是：理查森作为中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与这个正在崛起的阶级是什么关系？他对写作的执着又意味着什么？而《克拉丽莎》这部小说在性别政治上的洞察，又是如何远远超越了作者本人的意识形态意图？
伊格尔顿这本书可能会让许多十八世纪文学研究的专家感到不安。书中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对阶级斗争和文学生产方式的关注、后结构主义对文本自身运作机制的分析，以及心理分析对无意识和欲望的探索——这种跨学科的野心在当时的文学批评界确实是相当大胆的尝试。但伊格尔顿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用新方法来装点旧文本，而是要让《克拉丽莎》在我们这个时代重新变得可以阅读，让这部两百多年前的作品重新与我们的历史现实产生共振。他引用本雅明的观点：文学作品并非在所有时代都同样“易读”，它们可能会沉寂数百年，然后突然因为历史条件的变迁而重新激活，爆发出新的意义。这种“炸开历史连续体”的批评实践，正是伊格尔顿在这本书中所践行的。
作为牛津大学瓦德汉学院的研究员，伊格尔顿当时已经是英国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之一。此前他已经出版了《本雅明》《批评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权力的神话》等重要著作，而《克拉丽莎之劫》则代表了他将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引入十八世纪英国小说研究的一次重要尝试。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对理查森个人的重新解读，更在于它为如何阅读十八世纪文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一种将阶级、性别、写作和性政治熔于一炉的阅读方式。无论你是否同意伊格尔顿的具体论点，这本书至少能让读者产生一种冲动：去找出那部厚得吓人的《克拉丽莎》来亲自读一读，或者至少用一种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那个常被浪漫主义诗歌光芒所掩盖的十八世纪小说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