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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值得反复细读的思想著作，由三位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爱德华·赛义德——联袂奉献，1990年由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的三篇论文原本以小册子的形式由菲尔德·戴剧团发行，后来经过修订扩充集结成书。这三位学者分别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却共同关注一个核心问题：民族主义、殖民主义与文学之间的深层关联，以及这些问题如何塑造了我们对主体身份和人类社群的理解。
爱尔兰作为西欧唯一经历早期和晚期殖民经验的国家，为这场讨论提供了独特的历史场域。在导言中，著名学者希莫斯·迪恩指出，爱尔兰与英格兰的碰撞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二十世纪最初三十年里，爱尔兰产生了一种卓越的文学传统，其中试图克服和取代殖民经验、创造一种既“本土”又不囿于地方局限的文化替代物的努力，成为一股充满活力的核心动力。尽管这种尝试最终未能成功，但其初期努力的辉煌成就已足以载入史册。
特里·伊格尔顿的文章《民族主义：反讽与承诺》深入剖析了民族主义内部固有的激进矛盾。他指出，民族主义所使用的对抗性话语恰恰是它最终必须消除的东西。然而，这种消除并非一蹴而就的仓促之举，英格兰人与爱尔兰人、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分裂必须在当下被经历和穿越。伊格尔顿认为，在欧洲，美学范畴的宏大工程旨在调和个人与普遍之间的张力，但在爱尔兰，这一目标根本无法实现——激进的抽象的启蒙个体观与十九世纪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地方特殊性始终处于分裂状态，没有任何总体性视野能够整合或调解二者。乔伊斯笔下那种将差异同质化、抹去而非穿越对抗（如世界主义者与民族社群之间的对立）的总体化过程，恰恰暴露了这一困境。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现代主义与帝国主义》则延续了他一贯关注的矛盾：个人有限的经验与支配这一经验的分散条件之间的张力。詹姆逊认为，在任何帝国主义体系中，居住宗主国的臣民都无法真正触及那个使他的主观存在成为可能的庞杂体系。试图协调私人存在与帝国主义的全球性制度装置之间的努力，恰恰是现代文学许多实验形式的内在驱动力。詹姆逊将乔伊斯对表征形式的实验与其对传统形式和既定假设的拆解，视为一个封闭社会——如都柏林——不得不将其与伦敦这样的都市和帝国中心的关系设想为一种瘫痪甚至木僵状态的典型案例。这个社会没有自身的驱动力，它受制于自身无法完全理解或把握的外部力量——英国和新罗马天主教的全球帝国体系。通过将乔伊斯与福斯特这样的英国作家对读，詹姆逊揭示了乔伊斯何以要瓦解资产阶级小说那单子式的主体，而福斯特未能做到这一点并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失败，它揭示的是自由主义政治信条的失败，这种信条对自主主体的过度推崇，使其既无法领会也无法理解那个既生养它又最终瓦解它的体系的运作方式。
爱德华·赛义德的《叶芝与去殖民化》则聚焦于这位爱尔兰诗人，将其作品视为去殖民化进程的一个典范性早期案例。去殖民化意味着从一个民族社区内在的、压迫性的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进入一种新的、潜在革命性的状态。赛义德提醒我们，其他殖民地国家所认识的叶芝与当下爱尔兰所体验的叶芝未必是同一个叶芝。尽管叶芝晚年或许陷入了某种狭隘的地方主义，但他试图摆脱十九世纪爱尔兰那残缺的殖民经验的努力，已经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被重新复制和发展。
这三位学者的论述虽然各有侧重，但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结论：在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复杂纠葛中，文学既是它们塑造的产物，也是反思和可能超越这些力量的场域。书中对叶芝、乔伊斯等爱尔兰作家的深入分析，不仅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爱尔兰文学的特殊性，更为思考第三世界文学、后殖民批评以及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政治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无论是文学研究者、文化理论爱好者，还是对后殖民问题和民族主义问题感兴趣的读者，都能从这本小书中获得深刻的启发。